鲍音

DOI：10．13398／j．cnki．issn1673－2596．2000．05．01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5期JournalofZhaowudaMongolianTeachersCollege（Soc．Sci．）No．5Vol．21衮卜扎布事略鲍音（赤峰民族师专函授部，内蒙古赤峰024000）摘要衮卜扎布是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乌珠穆沁蒙古族著名学者、翻译家，他所编辑的《智慧之鉴》及《衮卜扎布辞典》是印藏蒙词汇翻译的标准手册，由于有了这两部辞典，使《甘珠尔》、《丹珠尔》两部经典才得以译成蒙文；他编撰的《恒河之流》是一部蒙古黄金家族简史，是其代表作。关键词中国古代史衮卜扎布智慧之鉴衮卜扎布辞典恒河之流一蒙古学者沙·毕拉在《游牧民族在中亚文明史中的作用》一书中对衮卜扎布作过很高的评价：“在蒙古著作家中，有不少杰出学者和翻译家在佛教某些领域的研究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中“一个例证是乌珠穆部多才多艺的衮卜扎布的创作活动。衮卜扎布公是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蒙古族的著名大学者、翻译家，通晓蒙、藏、满（梵？）、汉四种文字。人所共知，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历史、文法和逻辑学的优秀著作，还为佛教经典译成蒙、汉、藏文做出了宝贵贡献。他积极参与了《甘珠尔》的蒙译工作。汉文佛教经典中保存有衮卜扎布公从藏文和梵文译成汉文的三种译作，德格版藏文《甘珠尔》中也收有他译自汉文的译作两篇。”“衮卜扎布公还用藏文节译了关于古印度和中央亚诸国壮历史的最有价值的汉文史料玄大《大唐西域记》（公元7世纪），该书的藏文译本是这位蒙古翻译家值得刊布的宝贵著作。”据乔吉先生《恒河之流》前言所说衮卜扎布在《丹珠尔》的翻译方面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乔吉先生的这份前言是目前仅能见到的有关衮卜扎布事迹的较为全面的介绍文章。达尔玛达赖所著《白莲花念珠》一书记载了《丹珠尔》经蒙译者的名字和籍贯，其中衮卜扎布名列第四，称其为“唐古特文学校总教官”，唐古特文学校即北京藏文学校。据乔吉先生认定衮卜扎布在任该学校总教官的1742至1749年间参与蒙译《丹珠尔》经，历时8年。清政府旨令蒙译《丹珠尔》首先下达了编辑藏、梵、蒙语词典的任务。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若必多吉将编撰这部词典的任务交给了衮卜扎布，协助衮卜扎布参与此项工作的有毕勒衮达赖和阿必达等。这部词典名曰《智慧之鉴》，完成于1740至1742年间，出版于1742年。这部词典被称作“《甘珠尔》、《甘珠·79·尔》内容提要”，即“五明学”的蒙译之根本辞典。由于有了它，丹珠尔经译写工作的名词术语，得到了“规范”，成为当时蒙译者们的绝好的工具书。它标志蒙古人在语言方面翻译并接受梵藏语言和参考使用梵藏语词的新的里程碑，扩大了蒙古语词汇量，为研究佛教文献起到了促进发展作用。衮卜扎布、毕勒衮达赖、阿必达编写的《梵文藏文简易读本》，几经易稿，审定后出版于乾隆二年（1737），它成为《智慧之鉴》的前言部分，学术界称其为《衮卜扎布辞典》。19世纪以来，国外著名学者波斯德涅夫、洛菲尔、库瓦列夫斯基、施密特、符拉基米尔佐夫等在研究《甘珠尔》、《丹珠尔》的蒙译语词时都曾利用过衮卜扎布所编《智慧之鉴》及《衮卜扎布辞典》，并发表了诸多研究论文。20世纪20年代以来，蒙古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智慧之鉴》，选用其中《甘珠尔》、《丹珠尔》之“五明学”诸多名词术语，丰富了现代蒙古语语词。波·仁钦先生从《丹珠尔》经中摘编《智慧之鉴》，使其成为单行本影印出版并作了深入研究。著名蒙古学者铁摩尔策仁说：“蒙古古典语言或文学语言，在17世纪至18世纪时期出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的〔1〕翻译语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这是对衮卜扎布所编《智慧之鉴》所起的历史作用所作的极充分的评价。由于《智慧之鉴》的存在使《丹珠尔》翻译工作在梵文、藏文、蒙文对译过程中减少了错误而能准确的表情达意。这部辞典成了《丹珠尔》名词对译的标准手册，为后世蒙古人统一名词术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普契科夫斯基曾经报导过衮卜扎布公从藏文译出的《佛像雕塑》一文；这一篇和衮卜扎布译自藏文的两篇有关目连救母的汉文译作，正是沙·毕拉先生所说的“汉文佛教经典中保存有衮卜扎布公从藏文和梵文译成的三种译作。”衮卜扎布精通汉藏梵蒙诸种语言的说法，不是凭空而言，确有其译作为证。毕拉先生所说衮卜扎布公的历史方面的优秀著作包括《恒河之流》、《中国佛教发展史》等，前者撰毕于1725年；后者以藏文写作，出版于1749年，是在拉萨出版的。毕拉先生所说衮卜扎布有关文法的著作指《元音与辅音》一书，这部书详细审定了与梵文元音字母具有相同发音特点的藏语、蒙语字母的标记符号，对藏文、蒙文文法规范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衮卜扎布公还编有一部《验方》，它主要介绍了蒙古医药验方，同时也介绍了印度、西藏医药验方和中医验方。这部书，对研究印藏中蒙医药及其理论，是不可多得的好书。蒙医蒙药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印、藏、中医及印、藏、中药方面的有益经验，衮卜扎布在这方面起到了传播媒介作用。衮卜扎布公是漠南蒙古史学家的杰出代表，是著名的精通汉藏满梵蒙诸语的专门家、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藏文学校的教育事业，为汉藏蒙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他是北京藏文学校的总教官。二衮卜扎布出身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入清，又成为世袭罔替札萨克家族后裔，其地位是“高贵的”。但他并未走上政界，终身从事学术研究，并获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与以贵族身份效劳于统治阶级，成为统治者一员的其他蒙古贵族相比，他的思想境界于·80·古于今都属于“高尚的”品次，他依靠的是“总教官”应得的那份薪水而不是官场的俸禄。成吉思汗的第18代孙翁衮都剌尔是博迪汗即北元察哈尔正统大汗之第三子，翁衮都剌尔号其所部曰乌珠穆沁部；翁衮都剌尔之第六子多尔济车臣济农是衮卜扎布公之高祖。《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称多尔济为“元太祖十八世孙”，其实应为“十九世孙。”多尔济车臣于崇德二年（1637）率所部降清，崇德六年（1641）授诏封扎萨克和硕亲王留车臣号，世袭罔替。多尔济于顺治三年（1646）卒。据《王公表传》载，多尔济“诸子皆先卒，垂僧格子察罕巴拜袭”札萨克。乔吉校注本《恒河之流》（蒙文）附录《衮卜扎布家族世系表》中记察罕巴拜为多尔济第三子阿齐图洪台吉之子；《阿拉坦汗传》（珠荣嘎译注，汉文本）所记与《恒河之流》附录表所记相同，而《王公表传》将阿齐图之子察罕巴拜错记为多尔济第二子垂僧格之子。《四库全书》所载进的《王公表传》也有如此错误，使我们觉知作学问之不易，稍不注意则产生笔误焉。阿齐图是衮卜札布的曾祖父，察罕巴拜是衮卜札布的祖父。顺治十四年（1657）察罕巴拜卒，其六子中次子苏达尼（《王公表传》记作素达尼）袭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时在顺治十五年（1658），康熙二十九年（1690）苏达尼卒。苏达尼是衮卜札布的仲父，其五弟乌塔哩（《王公表传》）作“协理台吉乌达喇希”）。据苏达尼卒于1690年及其弟乌达喇希即衮卜札布之父，在苏〔2〕达尼在世时曾任协理台吉，可推知衮卜札布当生于“1680年前后”。康熙三十年（1691）阿巴嘎台吉奔塔尔状告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其状语涉及到札萨克王苏达尼之妻。此案以“苏达尼未预谋，免除爵，袭如初”而告终结。其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苏达尼弟协理台吉乌达喇希之妻，即衮卜札布之母向理藩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查证乌达喇希从逆车根之案，结果是“乌达喇希故，应赠辅国公，令子衮卜札布袭〔3〕从之，后停袭。”“后停袭”说明衮卜札布曾袭过辅国公，这正是衮卜札布被人们称作“公”之缘由。根据理藩院这一结论，当时衮卜札布已到了袭公之年龄。乔吉先生说：“康熙皇帝之时（1662－1672）衮卜札布赴北京，在宫廷内精通了本民族语言，并成为掌握藏族语言文字的知名人士；他从雍正皇帝（1723－1735）时起任北京藏文学校总教官〔4〕之职”了。其赴北京时间当不早于1692年。据《恒河之流》“作者后记”可知衮卜札布撰写该书的时间是雍正三年（1725），这时衮卜札布已在藏文学校总教官岗位上了。乔吉先生对普契科夫斯基所说的“《恒河之流》当撰于作者辞去藏文学校总教官之职以后”的说法作了订正，这一订正无疑是正确的。乔吉先生还说：“根据《白莲花念珠》所记，衮卜札布在译完《丹珠尔》经之后，还曾想从汉文《丹珠尔》经译出藏文《丹珠尔》所不曾载入的某些篇目，并打算翻译其他经卷。”由此可以推知“衮卜札布在1749年译完〔5〕《丹珠尔》经之后，他还活着。”所以乔吉先生断定“他大概是1750年之后才逝世的。”综上所述衮卜札布约生于1680年前后，死于1750年以后。三今年恰逢衮卜札布《恒河之流》问世275周年，这里对该书作一简要介绍。1909至1910年间拉木斯仁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获得《恒河之流》抄本，该抄本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普契科夫斯基于1960年在莫斯科出版过它的影印本。·81·乔吉先生于1980年出版了该影印本的蒙文校注本。乔吉先生对普契科夫斯基本存在的颠倒页码之误作了调整，对其文字错误作了订正，对其藏、满词语以蒙译词替代之，使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衮卜札布《恒河之流》的较好的蒙文铅字印刷本。作者为该书题写的书名是《成吉思汗之黄金家族史名曰〈恒河之流〉之书》。取名《恒河之流》，是作者祈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之汗统代代相传，像佛教发源地印度国之恒河之洪流一般，不停地流传，蒙古之大政象须弥山一样永恒而牢固地存在下去。但是这种愿望，自林丹汗逝世那时起，已像缥缈烟云于时空中消失过了，布尔尼叛乱之后察哈尔汗统家族之裔连封爵也被撤销。那么仅存下来的这种愿望大概只以其“一丝荣耀”来显示作者的家族出身罢了。有清一代，衮卜札布之许多著作均有了出版机会，然《恒河之流》仅以其孤本抄本存在下来，正显现了它所受到的冷遇。《恒河之流》是蒙古汗统及其诸诺颜之世系编年史，可分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史、成吉思汗直系后裔蒙古各部诸诺颜之源流、成吉思汗诸弟之后裔诸蒙古各部诺颜之源流、余记等四大部分；前有引言，尾有后记。第一部分是从成吉思汗远祖孛端察儿直至林丹汗的历史；第二部分是清朝时期蒙古地区察哈尔部、苏尼特部、乌珠穆沁部、敖汉奈曼部、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浩齐特部、克什克腾部、札鲁特部、巴林部、喀喇沁部、乌喇特部、塔塔儿部、兀良哈部、喀尔客部等15部。这是除《王公表传》外关于成吉思汗直系后裔诸蒙古部诸诺颜源流最详细记载。第三部分是成吉思汗诸弟之后裔诸部诸诺颜之源流，包含茂明安部、嫩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落部、乌喇特部、青海厄鲁特部、翁牛特部、阿巴嘎部等8部。二、三部分是现今编撰蒙古旗县志不可缺少的参考史料。余记中包含了“九卿”、“五色四夷”，“成吉思与长春真人”、“六万户及四万户之建制”、“蒙古乐器”等简要记述。其中对“五色四夷”坚持了独具特色的解释；他认为“五色四夷”之五色来源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五性五行，系指五种种性包含在内的各主要国家。他将五色与五行五性等佛说联系起来，是正确的，珠荣嘎先生就说“五色”起源于佛教的“五方色”。衮卜札布还说“四夷”是中国周边诸国即纳贡赋而受恩抚的外国之统称。某些学者根据《白史》所说的忽必烈向“五色四夷”诸国诸邦之民发布诏谕来证明该词之运用始于元代。其实《蒙古秘史》不载此词，《元史》也不载此词，所谓《白史》载用此词，也并不说明此词就是元代的惯用词。衮卜札布是极严肃认真的学问家。的确，古代吐蕃藏族受佛教影响，很早就使用该词来记述方位，来记述周边国家。衮卜札布在解释“五色四夷”时就未涉及元代，也未涉及《白史》。看来衮卜扎布对《白史》的“五色四夷”避而不涉而另述其高见，说明他的确比较深入地研究过印、藏佛教经典。其所记蒙古古代乐器名称也是蒙古典籍中以前不曾记载过的。衮卜札布通过《恒河之流》这部典籍颂扬成吉思汗之汗统及其业绩，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在清季失去辅国公爵位，失去了往昔名门望族地位的慨叹。他祝贺成吉思汗之汗统永恒地走向胜利，其意在于教育那些已经成为清朝驯服臣民的蒙古族觉醒起来，不要忘记由天命而生的孛端察儿的后裔所曾拥有的“天下”，是向人们宣传，鼓舞他们增添使“占有黄金世界的索多·博克达·成吉思汗将永远胜利”的信念和精神力量。这一思想，从蒙古族的角度而言，有振奋民族精神之意义；从中华全民族的角度而言，其中包含着隐约的、曲折的反清思想。·82·四乔吉先生在《恒河之流》前言中仔细分析了衮卜札布在撰写《恒河之流》时所利用的典籍史料。衮卜札布利用了汉籍《续资治通鉴纲目》，元朝正史《元史》等以及蒙文典籍和不曾列入正史的蒙古抄本之类。他尊重正史，比如记叙蒙古远祖史时依据《元史》，只从孛端察儿说起；写元朝诸帝只写到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叙及昭宗以后的历史时，他特意指明这些内容在《纲目》及不甚可靠的抄本中亦不曾载入。的确《续资治通鉴纲目》在记叙元朝史时只写到明军攻克应昌，获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并封其为崇礼侯为止。关于北元史，汉籍的确无系统记载，因此他说，汉籍中虽然记有片断，但不能寻及全部，所以在毫无续写条件的情况下依据了蒙古人自己编写而不曾列入正史的一些蒙汉典籍或抄本之类。这一说明也是事实求是的，毫无哗众取宠之意。《恒河之流》的内容虽然和《黄金史纲》、《黄金史》、《大黄册》、《蒙古源流》等编年史一样，重点记叙了汗统史，但诸多方面表现出与《黄金史纲》有相同点，比如蒙古汗统次序、即位年、生卒年以及摩伦可汗卒年及达延汗生卒年的记载与《黄金史纲》相比较，有时连词句都有着相似之处。《恒河之流》记载的“察合台五子”片断，为《金轮千辐》及《水晶念珠》所采用。这一片断在《恒河之流》以前的蒙古典籍中不曾出现，因此乔吉先生断定，衮卜札布手中存有过古代蒙古的某种典籍而至今不曾发掘出来。这部书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局限性。诸如在记载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黄金家族史时，只重视了诸汗之世系及年代，而未涉及细节内容。因此该书便形成了黄金家族的族谱式的概括史，也就不能涉及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关系，并且深深地染上了宗教色彩，比如对“政教并行政策”作了大力宣扬，从而导致某些方面的失真。不过无论如何，《恒河之流》是蒙古人自己写成的蒙古史籍，它反映了蒙古文人的文化水准，它无可非议的是蒙古族的文化遗产。注释〔1〕仁钦戈瓦等整理《智慧之鉴》（蒙文）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2〕〔4〕〔5〕《恒河之流》蒙文校注本，乔吉先生所撰“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3〕《四库全书》传记类·史部212，第454册，《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乌珠穆沁部。·83·